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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4月23日 星期二

王新平:我见到了毛主席

摘要 编者按:今年的12月26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5年纪念日。对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那一代人,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原淄博市政府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王新平曾写下《我见到了毛主席》回忆文章,现原文转...

编者按:今年的12月26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5周年。对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那一代人,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原淄博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王新平曾写下《我见到了毛主席》回忆文章,现原文转发,以飨读者。

我见到了毛主席

“文革”十年,作为一个过来人,在我的回忆里大都是些不堪回首的事。但也正如寒冬不辞春意,寒冷中也有暖流一样,有一件事我始终难以忘怀,每逢想起就觉得眼眶发湿,心头发热。那就是我去了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到处充满着敌意和无知。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从北京到淄博,从清华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到一般的企业中学,都出现了很多红卫兵组织。那时的红卫兵就像着了魔一样,他们都在忘我地狂热地为一种所谓的理想去斗争,其实,很多人忽视了天底下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起码的道德准则和理念,偏离了他们本来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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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是在山东矿山机械子弟学校读书。一九六六年正是我由小学考入初中的那一年。当时上面有规定,只有初中以上的学生才能成立红卫兵组织,以后随着文革的升级又进一步放开,可以到全国各地串联。我与几个同学也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取名为“星火燎原”,虽然每天也写写大字报,刷几张标语,显得很忙,但我们真正想的是像那些大孩子一样出去串联风光。因为开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都是由各地推荐优秀的学生进京,每次回来,他们都要在全校的学生大会上做报告。听着他们说着毛主席,谈着当时的情景,看着他们那满脸放着红光的喜悦,我当时心里羡慕极了,我实在无法把远在北京的伟大领袖同这些土生土长、朝夕相处的同学联系起来。在上面下达了可以串联进京的通知以后,我们就联合了其他几个组织的红卫兵,向校方提出了申请,很快学校为我们安排了带队老师,通知我们做好准备。

就在我准备出发时,得知父亲出差回来的消息。我父亲去上海出发已有半个月,没想到这时恰巧回来。他问我准备的怎样,然后从挎包里抓出几把花生递给我,“路上和同学们慢慢吃吧”,因为马上要走,我眼睛有点酸。对父母我只知道他们的慈爱,却无法感受他们的内心,更无法预知他们的未来。万没想到这次匆匆与父亲的见面竟成永诀。在我走后不久,父亲提前上班,由于一位开吊车的师傅的失误,被从厂房上撞下来,不治身亡。

当我们走到火车站时,暮色已笼罩了张店城。站台上一大片黑鸦鸦的人群,在车厢里也是满满的红卫兵,车门也不开,人们只是一窝蜂地从仅有的几个开的窗户向里爬。我们带队的老师个子比较高,他把同学们托起来一个一个地往窗里塞,车窗里的人就向外推,整个车站乱成一片。最后终于有十余名同学被硬塞了进去。以后我还经常想起那些同学扒在车窗上看着我们的那种急切又无奈的神情。

当晚,我们剩余的二十余人垂头丧气地被临时安排在张店一个企业的仓库里。老师告诉我们随时都可能走,我们都不敢解下背包。经过车站的一番折腾,大家很快就畏缩在一大堆稻草里,呼呼地睡着了。我们的带队老师姓房,我们对他的不满意就是他一路总把我们当小孩子,总是拿狼来了的话吓唬我们。但是他对人很细心,很和善。事后我们才知道,他那一晚就没有合眼。大约是在清晨四点左右,我们被喊声叫醒,一个个朦朦瞳瞳地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向车站跑去。

到了车站,还是一片拥挤的人群。当时,我不理解那些大点的学生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劲,又能跑又能挤。那年我十三岁,个头小再加后面有个背包,总是被无情地甩在一边或挤在车门旁。那时我就用手紧紧地抓住车把手,最终还是被后面的人流带进了车厢。

这是一节邮政车厢,没有座位。人们都互相拥挤着,整个车厢密不透风。外面虽说是天寒地冻,车厢内一开始像蒸笼一样,我里边的衣服已被汗水浸透,偶尔一阵冷风袭来,禁不住打颤。车厢里很静,有时静得令人恐怖,只有火车的轰鸣声在回荡。没有一个人怨天怨地,更没有因为拥挤发生不快,共同的目标和遭遇把人与人的距离都拉近了。火车风驰电掣般的在茫茫夜色里狂奔,我看着窗外的山影一个个划过,灯火也渐渐地稀少,心中突然涌出一阵想家、想父母、想弟弟的情思。我们仿佛去寻一个遥远而又神秘的梦。那个地方虽然未曾去过,但课本里那一幅幅美妙的图画叠映在我孩童时的记忆里,是那么诱人,令人神往。我的心境在流动的渴望中交织无名的困惑。

大约在天亮时,火车停在了明水车站,没想到它一停就是一天!没有饭、没有水,只有寒冷,冻得我们直跺脚,大小便都要到车外边,有的女同学急得哇哇地哭起来。大家都很无奈,好处是这时大家彼此熟了一些,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消磨着这难熬的时光。到了傍晚时,一位当地驻军的代表来到我们中间,还带来了一筐锅饼和咸菜。他看到我们一个个又饿又冷可怜巴巴的样子,眼泪都流了出来。他浓重的胶东口音分外亲切,他的热情、坦诚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大家辛苦了,因为前面有了车祸,车才停了一天,估计夜里走不了,请大家放心。”他还说:“现在比较乱,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晚上要请大家看电影,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其实这部电影我们已看过多次,在车厢里困了一天,每个人都想到明水城里去换换空气,喝点热汤、热面的,因为大家的肚子早已是前心贴着后脊梁了。

就像大兵进了山村,明水城的大街小巷都塞满了红卫兵,很多的小面馆前排起了长队。我先去买了个大水萝卜,打算在火车上解渴,但就正在排队买面条时,听到马路上传来了喊声:“红卫兵小将们,火车马上就要出发了!请赶快上车。”当我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时,路上的人流已像洪水般地向火车方向涌去。我手抱着萝卜,跑起来扭来扭去。这萝卜还几次掉在地上,蹦出很远,我把它捡起来又耽误时间。最后,手也酸了,眼看着在人流中落后了,为了能赶上火车,在它又一次掉在地上时,我只好无奈地看了它一眼,不管不顾地向火车跑去。时至今日,我还经常地想起那个躺在路边的萝卜,它肯定是很环保,很清脆,又略带些香甜的。也想不起来跑了多长时间,在我爬上那个邮政车后几分钟,火车就发动了。车厢里显然空了许多,有些红卫兵的行李留在了那里。他们以后又要经过怎样的经历呢?

在一个清晨,到了北京。旅途的劳顿、饥饿,使大家疲惫不堪,寸步难捱。然而,一踏上北京的土地,大家的情绪变得异常活跃起来,每个同学的眼中都闪烁着兴奋、好奇的神采。晨曦中的北京是那么美。远处朝霞灿烂,淡淡的薄雾犹如轻纱,袅袅飘动。晨雾中,那些高耸的大屋顶,那绿色的草坪和宽阔的马路。都构成了一幅绚丽静谧的图画。如果没有红卫兵的滚滚人流和嘈杂声,这幅画会更美、更和谐。

按照红卫兵接待站的安排,我们来到了北京安定门以南的大红门农村干校。由于红卫兵很多,我们的住宿只能被安排在一个大仓库里,里边摆满了在国庆游行时用过的巨大的萝卜、白菜模型。男女之间隔着一道布帘,站起来就可以看到对方。一到晚上,聊天的,隔着布帘说话的,打呼噜的,还有人来人往安排住宿或出发的,整个仓库里就像是一个车马店。

在北京,我们到了北京大学和团中央,主要就是抄大字报。那些都是大学生们写的,一般在十多张。在那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我当时一站就是半天,一抄就是一小本,腿冻得打颤,手冻得红肿,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就是一个劲地抄。除外,我们还到了景山公园和中国军事博物馆,在景山公园看到了崇祯皇帝吊死的歪脖子树,看到了北京的全景。那时的北京,整个像内圆和外圆两个不同的圆盘,永定门以里都是玻璃瓦,以外都是灰瓦,就像亚马逊河和黑河的交汇处一样,特别分明。仅有的现代建筑就是那建国初期的十大建筑,显得与众不同。到了军事博物馆,就出来麻烦了。我们几个人被人流冲散了,最后只剩我一个人在马路上赶路。那晚已到深夜,永定门以外的郊区静得有些凄凉冷寂,几乎没有一部车通过。我好像被一种失衡的恐慌和疲惫左右着,一直赶了近三个小时,才回到驻地。当时把带队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快急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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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安排我们接受检阅的时间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后又推到了二十六日下午,这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因第二天很早要步行去天安门,老师叫我们不脱衣服,把发的香肠和面包放在身边。我与周围的同学基本无眠,是在感奋和喜悦中半睡半醒地到了凌晨四点。早上七点左右,我们又来到了向往的天安门广场。如果说首都北京是我久慕和向往的地方,那么庄严、神圣、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也早已牢牢地烙在我的心中。虽然前几天已来到过这里,但今天是由于见毛主席,心情格外兴奋。我们来到时,东方的天边已经发白,曙光渐露。天安门在朝阳的辉映下,显得格外巍峨和端庄,广场上的旗帜被风吹得啪啪直响,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几千年来在这里发生的风云变幻。按照安排,我们的位置被指定在天安门的西南侧。幸运的是,我当时个子小,除了前面两排的部队战士外,被安排在红卫兵队伍的前面。在整个一上午,我们在反复唱着“毛主席万岁”的歌,所有的红卫兵也在唱着这首歌曲,这是为了今天而专门学习的。

在下午的两点三十分,毛主席乘坐敞篷汽车从天安门城楼里出来了!顷刻间,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整个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成了绿波红浪翻滚的海洋。我当时一边跳着喊“毛主席万岁”,一边把双眼睁得大大的看着毛主席。毛主席身穿一身绿军装,好像是丝绸料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脸色红润,目光炯炯,身材魁梧,但表情有些凝重。毛主席在车上,不断地向长安街两旁欢呼的红卫兵亲切挥手。我看着毛主席那高大魁梧的身材,眼睛渐渐地模糊起来。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远方,欢呼声还此起彼伏地响个不停,我们仍在原地翘首凝望。

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检阅红卫兵。两天来,他老人家不辞辛苦,共接见了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二百五十万人。

这是一段往事,是一段难忘的值得深思的往事。这是一段经历,是一段难得的不可能再出现的经历。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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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平

王新平,字开原,号“衔草斋主”,1953年11月生于山东淄博,历任淄博市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市经贸委副主任,市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市政协常委。现为山东理工大学美术学院、山东聊城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唐勇力工作室房问学者,中国美协培训中心特聘画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自幼养性书画,寄情山水,在北京参加过多人联合画展;在家乡淄博,先后举办过“献给母亲节的礼物”和“恋马情 幸福梦”的个人画展。多年来善于思考,勤于写作,多次在国家、省、市报刊发表文学、书画作品,内涵丰富,立意高远,深入浅出,长篇抒情散文《母亲》拍成电视散文,获山东省牡丹奖,长篇抒情散文《中华之光 淄博三宝》获得世界记录协会颁发的《世界最长的抒情散文证书》,长篇抒情散文诗《三宝传奇 盛世之歌》获得由世界记录协会颁发的《世界最长的抒情散文诗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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