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博山陶瓷琉璃大观园成为网红打卡地，淄博琉璃入展国家博物馆，博山美术陶瓷琉璃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淄博美术陶瓷厂（以下简称美陶）就有一个奇景，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美院）等全国著名美术院校的教授、大学生们，天天跟美陶职工一起上下班，像是著名画家吴冠中，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图案设计者侯一民等教授更是频繁出入工厂车间，让美陶一度成为中国壁画顶尖“艺术殿堂”。

偏居山城的美陶为何能吸引这么多著名美术大师前来？1975年，著名陶瓷艺术家朱一圭攻克“千年难题”，在国内首创“高温乌金釉立粉彩陶”，让千年民窑成为国礼，翻开中国壁画史上新的一页。6月17日，记者采访了朱一圭的学生赵锦星。在他的讲述中，记者仿佛重新回到那个年代——那些人物、那段“美陶往事”，至今看来依旧闪闪发光。

1985年，吴冠中老师在美陶五车间讲课，主题是“风筝不断线”艺术观点。前排右起，吴冠中、朱一圭、赵锦星、蒋衍山、熊淑文、贾元芹。

千年民窑变身“国礼”

1976年，刚刚高中毕业的赵锦星“前途未卜”，正在临淄皇城公社下乡。此前一年，山东省陶瓷公司交给美陶一个立粉彩陶的攻关项目，而项目的负责人正是朱一圭。

1978年，赵锦星从临淄回博山时，看望了任职于博山区文化馆的刘胜安老师。这位从小教他美术的老师，拿出一件高温窑变花釉的挂盘，向这名年轻人“通报”了一件博山陶瓷历史上的大事件：美陶的朱一圭研制出了立粉彩陶。

原来，博山窑经常使用的蓝钧、兔毫、白花这几种主要的釉料，以前都是单一地运用在陶瓷上面，朱一圭将它们突破性地用在了绘画方面，通过丰富多彩的画面，来展现这些釉料颜色特殊的丰富性。

不仅是当时，即便现在看来，这也是淄博民窑的一项重大突破。三年之后，基于此项技术制作的淄博高温窑变花釉，作为国礼跟随邓小平出访美国。

博山窑自古以来就是民窑的代表，以黝黑的乌金釉为主要特征，千百年来一直蛰伏于底层百姓之家，从来难登大雅之堂，更是与“官窑”无缘。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朱一圭这个名字，对立粉彩陶这个概念非常陌生。”回想过往，赵锦星陷入沉思。

“不一样的釉料，其流动就不一样。例如，蓝钧、兔毫的流动性就强，而白花的流动性就弱。”赵锦星说，过去这些釉色都是单独使用，比如在出口产品咖啡杯上使用，“不同颜色的釉料很难在同一件作品上同时体现出来，以前的陶瓷艺人既没有这么想过，更没有这么做过。”

不要小看这种突破，真正要用到绘画上，绝非易事。

赵锦星介绍淄博高温窑变花釉。

朱一圭当年面临的难题，就在上千度的窑炉内部。这是个看似无解的难题，不同的颜色釉料，在高温下，呈现流体状态，有的流得快，有的流得慢，事先设计好的画面就会被“火”破坏——可以说，淄博高温窑变花釉成也在“火”，败也在“火”。

“我的老师经常说，陶瓷是火的艺术。最早这种立粉工艺使用在《竹鸡》的嘴上和爪子上，特别有表现力，因为竹鸡的嘴和爪子是非常细节的东西，特别不容易控制。”赵锦星说，1979年2月，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外交部礼宾司从美陶选择了朱一圭创作的《竹鸡》黑釉立粉挂盘作为国礼，赠送给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

邓小平向美国人介绍了这份礼物的寓意，指出黑釉来自中国民间，而“竹鸡”画的是竹子，竹子象征着竹报平安，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和平的向往。

来自民间的“黑釉”就是博山“乌金釉”，这也是淄博窑作为千年民窑最具辨识度的一个特点。

1979年9月，“高温釉陶瓷壁画”首次在青岛中山公园问世，标志着山东省探索高温釉色彩分类调配应用成功。这种花釉被山东省命名为“鲁花釉”。

“所谓立粉彩陶，就是两个颜色的釉料之间用‘墙’区分开了。”赵锦星说，这道“墙”就是用装有瓷泥浆的“吸耳球”挤出来——类似如今用塑料袋装奶油在蛋糕上挤出线条，这就是“立粉”。后来，朱一圭等人积累大量经验之后，又开创了不同艺术效果的釉色“空线”和“挤线”工艺。

说来简单，但这却是一个“迟到”了千年的重大突破。

来自《美术》的“召唤”

1981年，下乡的赵锦星已经成功“上岸”，正在临淄造纸厂上班。当年10月，他收到了《美术》杂志第10期。在这本全国顶级美术刊物上，刊登了朱一圭《通力合作发展壁画》的这篇文章，并且中间彩页还刊登了淄博高温窑变花釉第一幅壁画《百鸟之歌》。这幅陶瓷壁画3米乘6米见方，设计者为姜宝星、朱一圭、尚奎顺，制作者为朱一圭、张元初、熊淑文、傅燕，由淄博美术陶瓷厂烧制，就安放在青岛动物园。

1981年《美术》杂志第10期刊登壁画《百鸟之歌》。

《百鸟之歌》唤醒了赵锦星10岁时的记忆：1969年，赵锦星曾跟父亲看过一部关于敦煌的电影，为敦煌的壁画所吸引，他说自己长大了一定得去敦煌看看。

从小学习美术的赵锦星，首先被壁画所吸引，随后马上注意到壁画所用的材料——淄博高温窑变花釉。

“这种颜料不像我用的油画和水彩画颜料，很神奇，又很神秘，我感觉它吸引着我。”这种揪心揪肺的吸引力成为赵锦星回到博山的最大动力。当时，临淄造纸厂党组织书记孙华庭正准备将赵锦星调入厂办，前途似锦，但是他仍然坚持办理调动手续，一定要回到博山，去美陶当一名普通工人。

1986年秋，赵锦星实现了自己儿时的心愿，来到敦煌莫高窟。

1982年，刚过春节，23岁的赵锦星终于回到博山，通过自己油画老师郭润先引荐，第一次见到了43岁的朱一圭。赵锦星清楚记得自己是带着油画写生作品去的。

面对这位美陶厂的副厂长，曾经在美术杂志上发表过作品的偶像，赵锦星第一感觉是，朱一圭老师非常亲切和蔼，而且还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点评。朱一圭向郭润先总结道，这小孩造型能力和色彩感挺好。

临走，朱一圭留下一句话，“我在大街报恩寺王家胡同住，有时间可以拿着画上我家里去看看。”

赵锦星赶忙说，自己家住南关。

“正好，离得很近，你可以经常来。”朱一圭的话让赵锦星感觉跟这位老师感情上又近了一步。

从两人后来相处的细节，可以看出朱一圭对年轻的赵锦星确实青眼有加。

20世纪80年代初，朱一圭老师去法国参加艺术交流活动。

“我们两家确实离得很近，我从家里出来，打人民剧场那边下去就是朱一圭老师家。”赵锦星记得不久之后，朱一圭就送给他一本伦勃朗的画册。

“我来到美陶之后，想要进入五车间，就是彩绘车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赵锦星说，当时大家都想要进入五车间，因为这里的工作环境好，干净，也轻快。

为了公平起见，美陶决定组织考试录用，并请正在厂里创作壁画的敦煌研究院樊新刚出题，有十多个人参加了考试，考试内容是画一幅静物素描。成绩公布之后，赵锦星和朱立民脱颖而出。

那个时候有绘画基础的工人普遍缺乏，赵锦星去了时间不长，就能够带领团队开始在大型壁画的陶坯上面放稿了。这种工作对一个人的绘画基本功要求很高，但是赵锦星从七八岁就跟着刘胜安老师学习绘画，这样的工作对他来说很快就能驾轻就熟。

从叠道、方家园到王家胡同

在王家胡同朱一圭家中，有个“艺术沙龙”，一周大概举行两三次。这个沙龙汇集了后来博山在陶瓷琉璃行业最著名的几个人：朱一圭的艺术成就和贡献，有目共睹；还有一个人，则是博山平板玻璃厂的厂长刘同佑，这家工厂也是现在金晶集团的前身；另外，胡升刚也是这个“艺术沙龙”的常客，他曾任山东玻璃总公司淄博玻璃马赛克壁画研究所负责人，1994年参与设计制作了博山区孝妇河东岸“颜神八景”和八大风景区的玻璃马赛克壁画。

2017年，山东艺术学院唐鸣岳教授为淄博孝妇河湿地公园绘制、设计的高温窑变花釉陶瓷壁画《淄博窑·日月同辉》。

“王家胡同艺术沙龙”每次聚会赵锦星必然到场，三位前辈老师聊的最多的就是中央美院下放右派吴竞和顾群两位老师，他们对朱一圭、刘同佑、胡升刚三个人影响极大。

说起吴竞，此人大有来历，他于1948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国立艺专雕塑系，曾是徐悲鸿亲自招生的最后一拨学生中雕塑第一名。1959年，吴竞来到淄博美术陶瓷厂劳动。而他的夫人顾群更是不简单，曾经任教中央美院绘画系、民间美术系，尤其擅长年画、玻璃镶嵌、烧陶绘画，本来是下放到山东艺术学院，为了就近照顾吴竞，就调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工作。

“朱一圭老师受到吴竞夫妇的影响很大，所以在他身上没有民间工匠的影子，反而有更多学院派的气质。”赵锦星说，最早吴竞顾群夫妇住在博山区叠羊路上，刘同佑、刘冰池、朱一圭、胡升刚等几个年轻人时常在晚上聚集到叠道的平房内，听吴竞畅谈艺术至深夜，吴家也成了名副其实的“艺术沙龙”。后来，吴竞顾群夫妇搬到税务街北头方家园，“艺术沙龙”也随之搬迁。

1983年，王家胡同“艺术沙龙”酒酣耳热之际，吴竞顾群夫妇刚刚回到北京不长时间，他们在博山生活的20年，让刘同佑、刘冰池、朱一圭、胡升刚等人开拓了视野，为淄博美术陶瓷、美术琉璃的发展埋下伏笔。

不了解吴竞顾群在博山的这段历史，就不了解博山陶瓷和琉璃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寻常。

朱一圭先生就曾说，吴竞为人聪明，读书多，经事多，看问题尖锐，经常谈及对一些事情的认识，关于文化，关于艺术，为大家带来了不同于淄博本土地域的新见解。

1986 年淄博市油画壁画艺术研究会第一次会议在平板玻璃厂召开。前排左三为会长杨春明，前排左二为胡升刚，前排右一为朱一圭，前排右三为刘同佑。

在王家胡同朱一圭的家中，像所有博山人当时的居住条件一样局促。一张老式两抽桌的两边是床，两个人坐床，一个人坐圆杌子。赵锦星会给三位老师做几个小菜，每次必做的是萝卜条炒豆腐，这是当时博山最流行的一个佳肴，就着博山煎饼，三位老师都很好这一口。也会喝点酒，胡升刚善饮，刘同佑和朱一圭喝得少，三人凑在一起，只是为了说话。

赵锦星当时二十岁出头，从小喜欢听长辈讲以前的故事，做完菜，他就会拿一只圆杌子坐在桌前，听三位老师前辈回忆从前与吴竞顾群夫妇的交往，潜移默化中，赵锦星好像从王家胡同穿越到了叠道和方家园吴竞顾群夫妇家中的“艺术沙龙”。

朱一圭、刘同佑、胡升刚等年纪相仿，都在大街上居住长大，是博山人所说的“一把镰”，而且又分别在美陶、美琉就业工作。

朱一圭等人爱好艺术，胡升刚喜欢写文章。吴竞顾群夫妇和这群年轻的博山人之间惺惺相惜，互相欣赏。后来，吴竞就曾经讲过，朱一圭、刘同佑、胡升刚、刘冰池等人都是“一些高人”。

吴竞顾群夫妇，无形之中改变了这些年轻人的很多观念，让他们的视野变得更加宽阔，在博山美术陶瓷和美术琉璃的发展中，带来了学院派的新风，同时也给博山培养出了一代大师。

“吴竞跟我说，一定要打开视野，否则你永远走不出博山。”朱一圭跟赵锦星说，吴竞顾群改变了自己很多认识，不能光在自己这个窝落里搞东西，要打开眼界，视野要宽广。

站在现在来看，从叠道、方家园到王家胡同，这个“文艺沙龙”成为博山美术陶瓷和琉璃打开眼界的重要时刻。无论博山平板玻璃、高温窑变花釉壁画和玻璃马赛克壁画发展和创作，都跟这个“打开眼界”的文艺沙龙不无关系。

来自钓鱼台国宾馆的家书

1985年春天的某日，博山南关村忽然收到一封来自钓鱼台国宾馆的信件！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邮递员不敢将信送给收件人袁玉敏，而是转交给南关村，由村上进行查验和代收。

南关村拿到信件之后，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发现这是居民袁玉敏丈夫赵锦星写来的一封家书，这才消弭了一场“误会”。

1985年，参与钓鱼台宾馆壁画制作的美陶五车间部分青年职工，中央工艺美院青年教师王根木（后排右五）参与设计了这幅作品，赵锦星（后排右一）去北京对接了这项工作。

“那时，我们结婚时间不长，我正好到钓鱼台国宾馆出差，感觉非常有纪念意义，就在那里写了这封家书，用的是钓鱼台国宾馆的信封，而且还是从内部邮寄，没想到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原来，当时美陶五车间组织工人集体去杭州、上海旅游。就在旅游的前一天，朱一圭给赵锦星安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签订一个合同，制作一幅高温窑变花釉陶瓷壁画。

给钓鱼台国宾馆制作壁画，事关重大，本来应该由朱一圭亲自对接，但是碰巧有其他事情耽搁无法前往，左思右想，就派出了这名极为倚重的这名弟子。如朱一圭所料，赵锦星去了之后一切非常顺利，很快就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沛明教授一起，完成了这幅高温窑变花釉陶瓷壁画《劲松》。

“我当时还年轻，不知道朱一圭老师为什么会派我去？”赵锦星一直不明白老师为何能将这件重任交给自己。

实际上，早在1984年春，赵锦星就参加了由朱一圭亲自设计制作完成的第一幅高温窑变花釉陶瓷壁画。这幅壁画100余个平方，专门为淄博宾馆设计，全部用立粉工艺进行创作。淄博宾馆时任领导验收之后，对这幅壁画非常满意。

1984年，朱一圭带队为淄博宾馆制作的壁画。

这也是朱一圭带领团队制作的、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幅立粉工艺的壁画。赵锦星记得，这幅壁画难度最大的地方在于最初绘制画面的过程中，首先要面对的是立粉连续性的问题——由于壁画是一块一块20厘米见方的瓷砖拼接起来的，瓷砖之间的连接处“立粉”容易发生断裂、衔接不好，会影响壁画的整体效果。

1982年，中央美院袁运生教授来美陶给联合国创作了一幅壁画。这又是一个重大突破。壁画分为装饰性壁画和绘画性壁画两个大类，相对来说，装饰性壁画相对简单一点，但是绘画性的壁画，对于艺术语言、绘画技巧的要求更高，因为画面色彩变化多，所以制作难度就更大。例如1986年山东艺术学院唐鸣岳和赵嵩为倡导设计的陶瓷壁画《古老的岛屿》，1985年西安美院赵拓为西安火车站设计的《盛世睦邻图》。

1986年，山东艺术学院唐鸣岳、赵嵩两位老师为长岛设计的陶瓷壁画《古老的岛屿》。

“高温窑变花釉陶瓷壁画就是不断地产生问题，不断地解决问题。画的时候会有问题，烧的时候，还会有新的问题。”赵锦星学习和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比如用作“立粉”的瓷泥浆稠薄不一，瓷板吸水性不一致，就会造成立粉断裂。上釉太快也会造成釉层起泡、裂纹等技术问题，从而破坏整体画面。如果无法弥补，就是壁画制作的“至暗时刻”，必须全部铲掉，重画，或者重烧。

1986年，赵锦星（右）和师弟胡云飞在美陶五车间放大壁画稿。

“那个时候，美陶与其说是一个企业，不如说更像一个科研院所。”赵锦星回忆年轻时那种工作状态，美陶不仅承担对外出口任务，也承担很多重要的壁画工程。但这些工作并不是单调机械的生产，更像是科研人员的探索和艺术家的自由创作。

一座美陶半部史

可以说，一座美陶承载了半部中国当代陶瓷壁画史。

1980年代的美陶，汇集了中国最顶尖的壁画人才。例如，1982年，袁运生教授创作完成一幅壁画之后，又创作了几十个淄博高温窑变花釉挂盘。

“按照正常的创作来看，本来应该一个一个地画。”赵锦星说，那天他看到袁运生别出心裁，将所有素胚盘子全部摆在地上，然后拿着装着釉料的咖啡杯，用勺子分别将不同的颜色泼或者浇到不同的盘子上，进行创作。

“当时这一系列作品，烧出来之后，非常成功。袁运生教授的这种创作形式对我启发很大，后来我也用这种方式进行过创作。不按部就班，不束缚手脚，而是非常享受这种自由创作的感觉。”赵锦星以前看过很多袁运生的画作，也买过他的作品集，但是没想到能在美陶见到“真人”，还能学习到他这种独特的创作方式。

1985年，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生陈辉(左四，现为清华美院教授)、赵云川(右一，现为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教授)等在美陶创作毕业作品时与五车间员工合影留念。

当时，赵锦星曾经跟中央工艺美院（清华美院）王建中老师提出，想要到更高的学府区深造。

“你还要去哪里进修？在美陶这个地方，全国最顶尖的教授都在这里了。全国最好的美术院校的研究生也没有这个条件。”当时在这种艺术氛围的熏陶下，美陶培养出了大量人才，赵锦星等人都是其中的翘楚。

中央美院壁画系书记张世椿曾经点名要赵锦星参加1985年中央美院的一个11个人的进修班，这个班聚集了历年全国各大美院的优秀人才，例如朝戈、唐鸣岳等人，非院校人才，只有赵锦星一人，而他就是在美陶“毕业”。遗憾的是，美陶因为没有这样的“先例”，导致赵锦星错过了这次难得的进修机遇。

1985年，西安美术学院赵拓老师（右）和赵锦星（中）、胡云飞，在西安火车站陶瓷壁画《盛世睦邻图》前合影留念。

虽然如此，为了更全面掌握陶瓷壁画烧制技艺，增加对材料的了解，赵锦星主动要求从彩绘车间调到原料车间，在又脏又累、充满粉尘的工作环境中，了解和掌握釉料是如何生产配制的。

机会一直钟情美陶。从1970年代末开始，中央美院侯一民教授就一直对美陶关爱有加，他帮助美陶承接了大量的、来自全国的陶瓷壁画订单，不但增加到了美陶的效益，而且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大院校和美术院所的顶尖人才。

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图案设计者、中央美院侯一民教授。

中央美术学院的侯一民、邓澍、袁运生、张世椿、孙景波、戴士和、李林琢、李少文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吴冠中、张守智、张国藩、王建中、庞媛、高沛明、白明等，新疆画院克里木·纳斯尔丁‌、龚建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张一民，山东艺术学院唐鸣岳，西安美术学院赵拓、任焕斌，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孙人，著名艺术家刘溢、王佳楠、施本铭等……他们来到美陶，关注美陶，不仅促进了中国陶瓷壁画的快速发展，而且为美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艺术人才。

为什么侯一民、吴冠中等大师对美陶如此钟爱有加？这跟1982年赵锦星从临淄来到美陶的缘由如出一辙：淄博高温窑变花釉从蓝钧、兔毫、白花组成的“三原色”中，高温“灼烧”出一种类似音乐的丰富美感和空间感：远远望去，温润如玉；凑近观看，则深邃如星空，让人目眩神迷。

美陶的工人们在完成的陶瓷壁画前合影留念。

美陶成为中国高温窑变花釉壁画的一个试验场，它就承载了半部中国当代陶瓷壁画史。1980年代，由朱一圭主导制作，其弟子孙迎刚、胡云飞、贾元芹、付光兰、周冬梅、钱京云、朱立民、赵锦星等人参与的100多幅大型陶瓷壁画，分布在中国各大城市主要地标建筑上，见证了中国当代陶瓷壁画群星璀璨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