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苏峪口瓷窑址窑炉分布地形图

图二 苏峪口瓷窑址2021-2025年发掘区位置图

一、“官作”制度：证史补阙的考古实证

窑址考古发现具有划时代意义：多件匣钵戳印“官”字款识（图三），产品均为精细白瓷（占比98％以上），其中碗、盘、炉、罐、香插、板瓦（图四）与西夏陵、西夏离宫及皇家寺院等跟宫廷密切相关的高等级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的胎釉特征完全吻合，实证其为西夏皇室御用窑场。该窑址始烧于西夏早期（1080年前后），停烧于西夏灭亡前夕（1227年），完整地见证了党项政权从游牧文化向农耕—手工业复合型文明的转型。这一发现填补了《天盛律令》中西夏“官作”手工业的实物空白，首次确认了少数民族政权管理下的官窑，填补了中国陶瓷史、手工业发展史的空白。

图三 官字款匣钵

图四 碗、盘、炉、罐、香插、板瓦

二、四大窑业突破：陶瓷技术史的重构

该窑址在制瓷技术方面实现了四大突破：其一，采用“黑色胎土（图五）+脉石英”的二元配方技术，将瓷胎中石英含量提升至71.8%—75.5%，烧制出透光度达40%的高石英白瓷产品（图六），此项技术较元代景德镇窑提早两个世纪，也是我国高石英白瓷的首次发现；其二，大规模应用“釉”封匣钵口技术（出土的匣钵均用釉封口），并创造性地开发出“釉”的“耐高温防粘结”功能，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区首现完整的工艺链与功能提升，提高了产品优良率和匣钵使用率；其三，发现我国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用煤烧制瓷器的窑炉（图七、八），将北方成熟用煤烧瓷的时代前推至西夏早期；其四，发现了专门用于煅烧脉石英的石砌窑炉，形制有两种：一种为近方形，一种为瓷窑炉改造而成（图九、十），将我国采用煅烧法制作石英砂的技术提前到西夏。这四大技术突破，其实是汲取了我国南、北方先进的制瓷智慧而完成的一种本土化创新，成为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共同铸就中华文明的生动例证。

图五 黑色瓷土、脉石英

图六 透光白瓷

图七 Y4炉栅

图八 Y5通风道

图九 Y8

图十 Y7

三、最全窑场构建：全链复原的考古范本

遗址呈现出“五位一体”的生态工业雏形：半径0.3公里范围内集中分布瓷土、脉石英、石灰石、煤及水源等资源（图十一），构成古代罕见的瓷器闭环生产系统。考古揭露的地层关系明确、功能齐全的早、中、晚制瓷作坊（图十二），在作坊内发现瓷土加工池、脉石英加工及存储坑、练泥池、辘轳遗迹、烘坯遗迹、焚烧配釉的草木灰遗迹、操作面及灶（图十三、十四）、釉料缸等丰富遗迹，呈现了从原料开采—粉碎—淘洗—练泥—成型—修坯—烘坯—配釉—上釉—装烧—存贮—废品堆积等环节在内的完整制瓷工艺流程，这是目前中国陶瓷考古所揭示的保存最好、最完整的窑场遗迹，对重建中国古代制瓷工艺流程、复原古代的窑场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图十一  苏峪口瓷窑址制瓷原料图

图十二 2024-2025年发掘区遗迹分期图

图十三 瓷土加工池、石英加工遗迹、练泥池、烘坯遗迹

图十四 辘轳遗迹、釉料缸、草木灰坑、灶

四、南北文化交融：文明共同体的历史见证

本次发掘揭露的马蹄形馒头窑及其相关装烧工艺（图十五）、出土的精细白瓷产品等反映了深厚的北方窑业技术传统，体现了中原的文韵风骨；薄胎透影、瓜棱器形与素雅平淡的泛青釉色，则深深烙印着江南审美的清逸基因，蕴含着景德镇的瓷艺精髓；釉封匣钵则彰显出东南窑业的赓续与创新。窑址烧制的细白瓷质地鸱吻（图十六）、板瓦及香插等独特器型，则具有鲜明的西夏特色。这种“羌风汉韵”的交融，印证了《辽史》中“夏人善工巧”的记载，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聚变—和合共生”的文明演进规律。瓷器背后所映照的南北文化交融亦是宋夏时期“茶马互市”背景下民族融合的一幅微观缩影。

图十五 涩圈叠烧

图十六 鸱吻残块

苏峪口瓷窑址的考古成果已超越单纯的技术史范畴，这不仅是以西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卓越贡献，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历史见证。窑址所展现的技术融汇创新能力与文化包容精神，深刻地诠释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等特质，从文化维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了中华文化认同的认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