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全国多个省市密集发文，不约而同将“公立医院去行政化”列为改革重中之重，释放出破除行政化枷锁的强烈信号。这场即将到来的大变革，或将彻底重塑我国公立医院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为医疗体系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政策风向：多省市齐发“去行政化”信号
4月14日，江西省举办了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会上重点介绍了鹰潭市和上栗县在坚持去行政化、提升行政效能方面的成果。5月27日，《河南省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公布，其中提到，“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进去行政化改革，取消县域内公立医疗机构行政级别”。另外，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也发布了《海南省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其中明确表示要坚持去行政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去行政化”首次被提及。早在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就提出“逐步取消公立医院的行政级别”。自新医改启动以来，去行政化始终是改革核心议题，从东部沿海到内陆腹地，全国不少省市都发布过相关政策。
例如，广东省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中明确提出“推进公立医院去行政化，落实医院经营管理自主权”；浙江省则强调要“优化公立医院治理结构，推动去行政化改革”；四川省的方案更为具体，要求“探索公立医院去行政化路径，推动管理职业化”。
如今，多省市再次集中表态，结合国家医保局、卫健委的相关动态，让业内人士猜测：“去行政化”可能从试点探索进入全面推广阶段。
行政化之困：公立医院的“枷锁”
一般来说，公立医院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医院具有行政级别，多数三甲医院为副厅级或正处级单位；二是院长由组织部门任命，具有相应行政级别；三是薪酬体系受事业单位工资总额限制；四是重大决策需层层审批，自主权有限。
这种行政化管理模式导致公立医院运行效率低下，难以适应现代医疗发展需求。北京某三甲医院管理者曾公开表示：“医院要买台设备，走完审批流程往往需要大半年时间，严重影响了学科发展。” 一线临床医生除了看病，还要填报无数表格、参加各种会议、应对层出不穷的“检查”——有时候，一上午坐诊只看了10个病人，却填了5份表格，开了3个会议。真正为患者服务的时间被行政事务不断挤占。
根据《2023年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中国公立医院中，临床医生平均每周用于非医疗事务的时间高达15小时，占总工作时间的28%以上。
《我国三级公立医院管理人员配备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指出，我国医院行政管理人员以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和医药护技等卫生技术人员为主，真正管理专业人员的占比不高。
《健康报》也提出，在行政化管理模式下，医院内在的自然生态遭到相当程度的侵害和破坏，这导致医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一线医务人员心理失去平衡，价值观产生偏移，“医而优则仕”越来越受到推崇，一线的业务骨干越来越多地走上“领导岗位”。
呼声再起：改革背后的多重动因
医院过度行政化的弊端已经显现，导致改革声音日渐强烈。业内人士分析，此次多省市集中强调“去行政化”，背后可能有几大动因。
首先是医保控费压力过大， 近年来，医保基金支出增速放缓，支付方式改革全面铺开，公立医院不能再依赖“粗放式扩张”盈利，而去行政化有助于提升运营效率，减少冗余成本。
其次，医生薪酬改革需突破体制束缚。目前，许多地区试点“年薪制”“协议工资”，但受事业单位工资总额限制，难以大幅提高医生待遇。去行政化可为薪酬改革提供空间。
另外，社会办医竞争加剧，人才竞争日益激烈。高端民营医院等崛起，公立医院若继续受行政体制约束，可能在服务灵活性和创新上落后，面临人才流失风险。
改革破局：“去行政化”的核心路径
“去行政化”的核心，是让公立医院回归医疗本质，减少行政束缚，使其更像一个“医疗服务机构”而非“行政附属单位”。从各地试点经验看，公立医院去行政化主要围绕取消行政级别、精简行政科室、优化薪酬分配、扩大医院运营自主权等几个维度展开。
例如，2016年，深圳卫健委介绍，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在国内率先实行去行政化、去编制化的改革，医院没有行政级别，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医生没有编制，全员聘用，实行“社保+职业年金”的养老保障。
再如，江西省上栗县大力推进人事薪酬制度与服务模式改革，精简行政科室23个、人员52名；坚持“倾斜临床一线”，县级医院主要负责人薪酬下降17%，行政后勤与临床人员人均薪酬差距缩小15个百分点，同时推行“能上能下”的竞聘机制，86名中层干部竞争上岗，有效激发医务人员积极性，满意度超过96%。
多位医改专家曾公开表示，公立医院去行政化不能单兵突进，需要配套改革。“去行政化不是简单地取消级别，而是整个管理体制的重构。需要同步推进薪酬制度、医保支付、人事制度等配套改革。”时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胜提到，“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要坚持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基本原则。厘清政府和医院的权力清单，厘清举办和监管权力清单，该放的权要放、该收的权要收。”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随着改革深入，我国公立医院将逐步建立更加灵活、高效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不过，如何在“放权”与“监管”之间找到平衡，如何确保改革不影响医疗公平性，仍是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的难题，也将成为检验改革成效的关键标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