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寅初 (1915年9月—2009年6月)，安徽合肥人，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

将门之后  抗日救国

董寅初先生的祖父是著名淮军将领董履高。清咸丰年间太平军打到三河，参加了太平军。董履高历任贵州安义镇总兵、直隶正定镇总兵、江苏淮扬镇总兵、安徽寿春镇总兵等。1884年曾参加中法谅山战役，《清史稿》“董履高传”记述：“十月(1884年11月)，徙屯枚，与法军血战数昼夜，左足中炮几断，当轴遽易之，谅山遂陷。”他身负重伤，被迫离开抵御外侮的战场。1905年，董履高任寿春镇总兵，适逢淮河发大水，寿春周围一片汪洋，“城不没者数尺，履高晨夜徼巡，修补救护，城得无虞。”1906年冬天，他在巡视泗州防营时坠马，引发旧伤，回三河故里疗养。1908年，这位叱咤风云的爱国将领在老宅与世长辞。他的爱国精神被其孙董寅初继承，发扬光大。

1928年秋，董寅初离开家乡，到苏州东吴大学附中读初中，与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同班。他的哥哥董叔照读高中，兄弟俩是学校著名的体育明星―――田径100米、400米冠军，都曾参加全国比赛。那是个风雨飘摇，民族危亡，国家多难之秋。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年仅16岁的董寅初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行列。他与同学们一起坐火车到南京请愿，被关押2天后押回苏州。他们继续罢课，被校方开除。董寅初来到上海，于1934年夏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实业管理系学习。他喜爱写作，同时还担任交大校刊的记者兼编辑。“一・二九”学生运动时，董寅初组织召开学生大会，成立救国会，被选为3个执行主席之一，成为学生领袖。交大救国会联合各大学爱国学生组织向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请愿抗日，声援北平的学生运动。作为声援团的负责人，董寅初对这次活动作了精心策划。他们午夜行动，成功地避开军警的拦截，于清晨到达江湾国民党市政府，迫使吴铁城接见学生代表。董寅初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展现了他的组织才能，也在同学中逐渐树立了威信，逐渐成熟起来。

南洋办报  笔伐日枭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董寅初在上海继续未完成的学业。1938年交通大学毕业，到香港参加《申报》的编辑工作，成为报人。此时，董寅初兄妹6人，大哥早夭；二哥董晓存在老家主持家务，遭土匪洗劫，又惊又急，一病而亡；三哥董叔照在九江溺水而亡；妹妹随母亲逃难到四川江津，天各一方，讯息难通。青年董寅初把遭逢国难当头、家破人亡的痛苦，转化为极大的抗日热情。他以报纸为阵地，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日军暴行，向海外侨胞报道国内抗战情况，争取援助。董寅初和港英当局斗智斗勇，巧妙地躲过了一次次审查(因为英国当时处于“中立”)，撰写、编发大量文章，产生很大影响，受到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赞誉。　

1939年8月，董寅初从香港只身来到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城(今雅加达)，到《天声日报》工作，随后创办《朝报》，任经理兼总编辑。不久又与陈嘉庚先生一起创办《南洋商报》等报刊，在华侨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成为东南亚闻名的爱国报人。　

1942年1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3月1日，日军在爪哇岛登陆，5日占据巴达维亚，大肆搜捕抗日人士。董寅初于3月3日离开巴达维亚，躲到茂场乡下。4月底，日军冲进他的报馆，逮捕7名员工，董寅初再次出逃，一路向东逃亡。在芝巴德附近与避难的张国基、李春鸣等人相遇，他们一起以保护侨民安全的名义，组织武装守夜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登陆。不久，他们与中国政府派驻爪哇的秘密情报小组取得联系，董寅初利用记者身份帮助他们搜集日军情报。

不料1942年10月的一天夜晚，2个年轻人在运送无线电发报机途中，被日军发现，日军随即在爪哇开展大搜捕。董寅初逃往泗水乡间隐藏，于12月23日被日军宪兵逮捕。在审讯中，面对凶残的日寇，他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始终没有透露半点抗日组织的讯息。坚持说组织守夜队是为了保护华侨安全。日军给他定了三个罪名：办报发表抗日言论、逃避逮捕、写反日文章。判他7年牢狱。在狱中，他仍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同囚室的一位荷兰难友很钦佩他，为他画了一张素描像赠给他。董寅初一直珍藏家中。

“尽管受到拷打审问，但我作为一名真正的中国人，并没有屈服，相反更坚定了我抗日的决心。”董寅初回忆时说。　

1945年8月中下旬，日本已宣布投降，但爪哇日军封锁消息。董寅初通过秘密渠道获知消息，与原巴达维亚市市长(荷兰人)、印尼人校罗玛一起代表难友与日军谈判，据理力争，日方不得不将关押的人分批放出。8月底，坐日本法西斯3年半黑牢的董寅初出狱时，受到当地华侨热烈欢迎，他成为南洋华侨中闻名的抗日英雄和华侨领袖，担任了中华侨团总会总干事兼华侨治安总会主任。印尼“糖王”、建源公司老板黄仲涌慕名请他加盟，董寅初由此投身实业界。

董寅初（右一）与友人在印度尼西亚

赤诚丹心  实业报国

在海外生活多年、有众多海外关系的董寅初，从未忘记自己的报国理想。美国政府曾希望他加入美国籍，他一口回绝，郑重地讲：“我是中国人，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1947年，他抱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回到阔别10年的上海，担任建源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

建源公司，由福建人黄季信创办，时为印尼最大企业，在广东、上海也办有糖厂、橡胶厂、酒精厂。在抗日战争中，工厂受到严重破坏，机器设备被日军拆卸运回日本。董寅初到任后，便着手恢复建源公司的产业，发展民族工业，在浦东陆家嘴建成亚洲最大酒精厂。 

然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又发动内战，市场物价飞涨，工厂恢复缓慢，经营十分困难，董寅初“振兴实业”的梦想无法实现。1949年，当上海解放的炮声响起的时候，很多人又一再劝他出国。董寅初毅然决定留下来，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上海解放不久，在政府的支持下，董寅初用了一年时间，重建已停业18个月的亚洲最大的酒精厂的“建源公司”，改为上海溶剂厂，恢复生产。为国家提供了急需的第一批高级化学溶剂，并有部分出口。他利用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组织货源，冲破反华势力的封锁线，把大量日用品化整为零运进上海，解决了上海市场的燃眉之急，为打破反华势力对我国实行的经济封锁作出贡献。1956年，董寅初把上海溶剂厂和后来创办的两家企业，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先后任合营总公司副经理，华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董寅初还多次慷慨捐出巨资，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上海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董寅初同志（左一）在上海市考察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董寅初找到了实现救国强国的力量。

他始终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集中中国现代史以来的历史事实而得出的千真万确的结论。与日月同辉，使四海归心，中国共产党无愧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四海归心  侨海报国

1956年，董寅初被选为新成立的上海市侨联副主席，后任主席，从此献身侨务工作。他捐出自己的全部积蓄40多万元，创建华侨大厦，使之成为联系海外华侨和归侨侨眷中心。华侨大厦几经改建，至今已成为几十层高的摩天大楼，巍然矗立在延安中路129号。踏上高高的台阶，进入大厅，迎面金光闪闪的“华侨之家”几个大字，便是董寅初亲笔题写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以更大的热情向海外朋友宣传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号召“三胞”回祖国投资，主动做好外引内联。

董寅初同志为受到表彰的归侨、侨眷代表颁奖

董寅初曾对时任上海市侨联党组书记、侨联主席提出六条工作建议：一、要多关心归侨侨眷，特别是老归侨和有困难的侨界人士；二、要多向海外侨胞宣传祖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投资环境，向中央反映海外侨情，向中央报告海外有分量的侨界人士的好的建议；三，努力为侨界人士做好服务。侨务工作做得好不好可以用五个“有”衡量：基层有群众，海外有基础，爱国有贡献，经济有实力，社会有声音；四，鼓励广大归侨侨眷在各自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五，要多关心指导帮助基层侨联工作；六、要多开展一些具有侨的特色的活动。何添发说：“这六条建议，让我受益匪浅，一直激励着我把侨务工作做得更好。董老高尚的道德情操、无私的奉献精神、自强不息的品质，必将激励海内外侨界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致力为公  以“侨”搭桥

1980年，董寅初加入致公党，并受致公党中央领导的委托，开始着手在上海筹建地方组织的工作。先后担任致公党上海市支部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一届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的建设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

致公党在上海建立组织时间不久，尽管急需发展党员、扩大组织，但他提出，一定要以对致公党事业负责的态度，严格根据有关章程规定，把紧发展质量关，确保党员具有较高素质，不能为单纯完成指标发展党员。当时发展党员的审批工作都是在主委会议上进行的。董寅初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要求组织部门的同志一定要对申请对象的情况反复了解、充分核实，不仅要去他们所在的单位或者街道，还要去各级侨联，多方听取意见，只有条件成熟，才能发展进党。他把多党合作的理念贯穿在实际行动中。在党员发展过程中，他叮嘱组织部门一定要把工作做细，争取被发展对象所在单位的中共党组织的支持。遇到有发展对象同时被其他兄弟民主党派相中的情况，他也不会去“抢人”，而是充分尊重发展对象自己的意见。他真心诚意地指出：“发展致公党员是为了更好地与中共和其他兄弟民主党派合作，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

在董寅初的领导下，致公党上海组织从无到有，逐渐成长壮大起来，成为上海民主政治体制中一支特色鲜明的队伍。董寅初也被上海的致公党员们亲切地称为组织“当之无愧的缔造者”。1983年，董寅初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并担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1988年12月和1992年12月，董寅初当选第九、十届致公党中央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办公楼，最耀眼的是顶层四个大字——“致力为公”。这四个字已经成为致公党的宗旨。最先叫响“致力为公”的，便是董寅初先生。在担任致公党主席期间，他带领致公党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参政议政，为国是建言、为发展献策。且一直在思考致公党是什么样的政党？致公党的宗旨是什么？经过深思熟虑，他理直气壮地提出：“致公、致公，致力为公”，“致公党就是‘致力为公’”。从此，“致力为公”成为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响亮称谓，得到了广大致公党员的认同和拥护，成为致公党凝聚全党力量、开拓奋进的响亮号角。 

在任中国致公党主席期间，董寅初经常说，“致公党是侨党，‘侨’既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也是我们的特色。”他利用自己在侨界的声望和致公党的特色优势，积极开展海外联谊工作，协助政府贯彻落实侨务政策。他坚持以“侨”搭桥，10年间协助引进港币7.8亿元、美元14.1亿元，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扩大对外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很多重要意见，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专家们的肯定。他还关心海外华人华侨的发展、变迁，并与港澳台同胞广泛联系，与台湾的高层人物接触，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他还撰写大量文章，其中《关于美国华侨华人演变和现状的探讨》、《关于加强海外华侨工作的探讨》等，从纵横两个方面对侨务工作加以研究、探索，为政府招商引资、制定政策，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充分显示了他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理想追求和崇高风范。

1989年底，董寅初代表致公党出席了美国洪门致公总堂新春团拜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990年6月，他带领中国致公党代表团出访菲律宾，参加菲律宾洪门进步党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在海外引起了积极反响。1993年，致公党邀请澳大利亚洪门民治党、大溪地致公总堂和中华会馆访华，1994年又邀请秘鲁洪门民治党总支部、澳大利亚悉尼致公总堂访华。特别是1995年10月，致公党成立70周年之际，邀请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牙买加、墨西哥和菲律宾等7个国家15个华侨华人社团来京参加纪念活动。在董寅初的领导下，致公党的海外联谊遍及南北美洲、欧洲、澳洲和东南亚各国，海外联谊前所未有的高潮。

董寅初总结自己一辈子，最喜欢的就是一门心思想国家大事、看国家发展。他的一首诗，最能表达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坚信和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