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地回到济南的第二天，就惊闻刘广东去世的噩耗。8月23日上午，参加完告别仪式回到家中，内心五味杂陈，难以平复，与刘总相处的点点滴滴在脑海中一幕幕闪过。

1993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大众日报总编室值班，主任走进来，说“刘总请你到他办公室一趟”（刘广东时任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年轻人一般称他刘总或刘老师）。我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编辑，还从未单独去过他的办公室，心里忐忑着敲响了门，刘总见到我第一句话是：“小魏，你第一个报名援藏，不错！有什么困难吗？”我一时有些蒙，还没弄清他说的是啥事。定下神来才想起大约三四天前，在部门例会上，主任说上级给了报社一个援藏名额，让大家踊跃报名，我和部门里符合条件的年轻人当时就报了名，这也是报社的传统，但说实话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会在众多报名者里中了“头彩”。去西藏是几乎每个年轻人的梦想，但自己当时的确面临着不少困难：大学毕业分到报社，先到菏泽记者站工作了两年，回编辑部刚一年多，又被派到聊城市包村扶贫一年半，这不，刚在总编室安稳了两年，又迎来了严峻考验。更让人放心不下的是，女儿此时才两岁多……

刘总看我犹疑不定的样子，笑着对我说，“知道你家里有困难，不着急，回家好好征求一下家人意见”。

回到家，把援藏的事告诉了爱人，又打电话告诉父母，想不到他们的态度出奇的一致：“既然报了名，组织上又信任，你一定要去！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

援藏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父母不放心，专程从老家来看我。我当时住在一幢旧宿舍楼的顶楼6层，没有电梯，一天晚上8点多，突然响起敲门声，开门一看，天哪，竟然是刘广东和时任报社社长的刘学德！他们得知我父母来了，专程登门看望，当时家里没有电话，事前我没得到一点消息，怎么也想不到报社一二把手会在大晚上爬6楼来看望我父母，我激动得手足无措，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两位领导说了一番勉励安慰的话，便起身告辞。父亲感慨地对我说，“有这么好的领导，你在西藏不好好干，对不起他们啊”。

几天后，刘总又和刘学德等领导在旧办公楼改造的报社招待所为我设宴饯行，吃的是火锅涮羊肉，一个刚满30岁的年轻人，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啊！在氤氲的肉香和酒香中，我不知喝了多少酒，也不知说了多少年少轻狂的话……

终于到了出发的时刻，报社送我到机场的车停在办公楼前，我正要登车，突然大众日报摄影记者訾秉会急匆匆地跑过来，说“刘总和其他领导要来为你送行”。不一会儿，刘广东、刘学德、朱宜学、王培文、徐增连、何荣德，还有部门负责人许学芳、徐守礼、张军等等都来了。当时彩色胶卷还比较贵，但訾秉会按相机快门的咔咔声一直没停，一张张合影定格了一个个难忘而珍贵的瞬间。遗憾的是， 这些照片在之后的一次次搬家中竟不知遗落在何处，遍寻无着，但这些难忘的瞬间永远珍藏在了我的心中。

在西藏日报工作，面临的不仅仅是高原环境和饮食的不习惯，更多的是工作压力和想家的孤独。当时西藏还没有普及程控电话，长途电话费也很贵，所以我减压的最好方法就是给家人、朋友和同事写信，援藏两年，算是理解了“家书抵万金”的真正含义。我知道刘总工作繁忙，不想过多打扰他，所以基本上每个季度给他写一封信，简单汇报一下在西藏的工作生活情况，信寄走很快就会收到他的亲笔回信，用现在的新词来说就是“秒回”。后来从同事来信中得知，我给刘总写的信，他几乎都要在报社各种会议上宣读，还摘发在《社讯》上，这让我倍感压力，所以慢慢拉长了写信的间隔。刘总应该是感觉到了什么，在一次来信中问，为什么写信少了，他很想知道我在西藏的情况。我既感动又惭愧，一方面，恢复了原来写信的频率；一方面，更加努力工作，争取不辜负刘总的厚望。

1994年春节前，收到刘总一封厚厚的挂号信，我有些诧异，打开一看，竟是刘总用毛笔在宣纸信笺上写的信，一手漂亮的行书，信的前半部分是鼓励勉慰的话，后半部分是一首七言诗，竟是以在报社招待所为我饯行吃涮羊肉为题写的，全文照录如下：

隆冬火腾涮羊香，众送魏君援西藏

窗外雪飞皑皑地，胸内情激滔滔浪

雅鲁黄河同凯歌，泰山喜马共辉煌

更有环球大同志，定教红旗五洲扬

在信后刘总还附注：我不会作诗，从来没写过，此作只是为了共勉。

捧读三页薄薄的信笺，感慨万千，这是对我个人的关心和勉励，更是对报社所有年轻人的期许和厚望。

两年的援藏生活结束了，我带着疲惫的身体和兴奋的心情回到山东，正逢大众日报社在全国率先进行以运行机制、用人机制、分配机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改革搞得红红火火，我则一边休息，一边在报社办公室做点文字工作，倒也逍遥清闲。不料在改革接近尾声时，我突然被党委任命为报社三名总编辑助理之一，另两位是傅绍万和许衍刚，这两位后来的报社一二把手当时就是两个主要业务部门的主任，绝对的业务骨干，而我只是一名中级职称的普通编辑，何德何能担此重任？这时报社内一些对此不理解的非议声音也慢慢传到我的耳中，一时间感到压力山大，我找到刘总吐苦水，说这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啊。刘总笑眯眯地看了我半天，才慢悠悠地说：你以为这是我对你个人的偏爱吗？告诉你，这是党委在树立一个用人标杆，就是不能让甘于吃苦奉献、做出突出成绩的人吃亏，要让他们名利双收。你援藏前按惯例就应该提拔一下，援藏期间宣传孔繁森事迹又做出了突出成绩，所以这次破格提拔没什么问题，你不要有顾虑，大胆工作。我无话可说了，只能按刘总的要求：大胆工作，拼命工作。

正如刘总所说，报社党委借此树立了鲜明的用人导向，不久之后，报社引30岁左右的年轻博士张晓群，因为撰写了多篇有深度、指导性强的调研报告，在报社经营管理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破格提拔为社长助理。一大批年轻人通过公开竞争上岗，走上了处级领导岗位。刘总主导的三项制度改革大获成功，激活了一池春水，极大调动了报社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发展活力持续增强，综合指标在全国名列前茅。尤其是建立起了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意义尤为深远。可以说，集团今天的发展壮大，还在受益于当年的改革成果。

在刘总身边工作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平时待人和善，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但一旦你工作中出了错，他批评起来也毫不留情。我刚担任总编助理后不久，不知从哪来的传言说我搞特殊，要求拿高奖金云云，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我连这种念头都没有过。这些话也传到了刘总耳中，他找我谈话，我带着情绪辩解起来，他愈发生气，狠狠批了我一通，我没有再说话，但心里感到非常委屈，情绪一度很低落。后来此事得到了澄清，刘总又找我谈话，还是笑眯眯地对我说：受点委屈，被人误解，是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年轻干部要甘于吃苦、吃亏、吃气，心胸要宽阔一点。正是在刘总的言传身教下，我才慢慢学会了如何做人做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总不仅是我的老领导，更是我的恩师。

刘总在年满60岁时退出了报社领导岗位，转任省人大常委。除参加人大的活动外，他又重拾以前的书法爱好，几乎天天沉浸在翰墨书香之中，流连忘返。他的字越写越好，又开始研习中国画，也许是书画同源的缘故吧，他很快入了门，画技精进，创作的作品不仅像我这样的外行看着赏心悦目，许多方家也不吝赞誉之辞。工作之余，我喜欢到刘总画室坐坐，清茶一杯，不谈工作，也不谈报社的人和事，只聊写字画画，他谈兴很浓，我似懂非懂，却也听得津津有味。临别时，刘总照例指着桌上的一卷卷作品说：随便选一幅吧。我拿了两三次，再也不好意思拿了（报社职工向刘总求字画，他来者不拒，而且每每主动送人，许多干部职工，包括工人、司机家里都有他的作品）。但在一次告别时，他没有让我自己选，而是把一个厚厚的大信封递给我，我展开一看，是一副尺寸很大的书法作品，内容竟然是那首以涮羊肉为题的诗（他对诗句做了部分修改），“谢谢”两个字在我嗓子眼转了半天没有说出来，在这份前辈的情意面前，任何感谢的话都显得轻飘飘，我只能以好好做人做事的实际行动回报刘总。

由于长期伏案工作，缺乏锻炼，刘总腰腿都有毛病，还患过两次胰腺炎。我忘了具体时间，应该是2015年的一天早上6点多，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一看是刘总打来的，接通后，话筒中传来他微弱的声音：“我肚子疼得厉害，麻烦你送我到医院。”我马上联系救护车，把他送到千佛山医院，医生诊断后问刘总的爱人刘阿姨什么时候犯的病，刘阿姨说凌晨1点多，医生告诉我们刘总患的是重度急性胰腺炎，当即下了病危通知。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下，刘总终于转危为安，在病床边，我问他为什么不早一点打电话给我，他轻轻地说，“大半夜不想麻烦大家”。这次，刘总又是胰腺炎复发，本来病情已稳定，转到了病房，但却因肺部感染，遽然长逝，痛哉！

日本童话《去年的树》里讲了一个美丽而伤感的故事：一棵树被伐倒做成了火柴。最后，火柴也用光了。可是，小女孩告诉苦苦寻找大树的小鸟：“火柴虽然已经用光了，但火柴点燃的火，还在这盏灯里亮着呢。”刘总，您就是这盏灯，燃烧自己照亮年轻人前进的路，用温暖的光引导他们走正道，干实事，做好人。